“我要感謝你，在發生這種行為之前，想到了給我打個電話”
2004年6月的一天，《中國中學生報》編輯吳若梅接了一個冗長的電話，是一個高一男生打來的，他的目的是要向吳若梅宣告：我要和異性發生性關系，馬上！
“行啊。”吳若梅不動聲色地回答，“可是，為什么呢？”
“我周圍的同學都有了，那我也得有。”男生說。“行啊。”吳若梅還是那種緩慢的語調，“那你和誰啊？”
“和我女朋友啊！”男生理直氣壯。
“好啊。可是如果你想和女朋友發生這種關系，那就得有個長遠打算吧？你愛她嗎？打算和她結婚嗎？”
“我們倆長不了，高考完肯定分手。”“哦？為什么？”
“我根本不喜歡她。但是我們班男生都有女朋友，我也得找一個就找了她。她特別喜歡我。”
“那這事兒你和她商量過嗎？”
“沒有。但我知道如果我強烈要求，她一定會同意。她特別喜歡我。”
“可是你想過沒有，如果你將來的妻子，在結婚前和別人發生過性關系，那你……”
“那絕對不行！”沒等吳若梅說完，男生斬釘截鐵地接道。
“哦，那你想，你將來肯定要和這個女朋友分手，如果她將來碰到一個和你有一樣想法的丈夫，那你不是把她害了嗎？”
“嗯……那也是……”男生猶豫了半天，又執著地說：“那你看這樣行不行，我家有錢，我去找‘小姐’行不行？”
“行啊！當然可以。”吳若梅心里咯噔了一下，但聲音還是很平靜：“可是找小姐，你要考慮到安全問題。即便采取了安全措施，也不能保證百分之百不出問題呀……如果這些我們都不考慮，還有法律問題呢？”
她慢悠悠地說：“你現在閉上眼睛，試著想像一下那個場景，警察進來了，把你抓住了，他會問你問題，比如：你叫什么？你的身份證呢？你還是個學生吧，哪個學校的？……我可以跟你打賭，不出4個問題，就能把你問哭，你信嗎……”
來來回回40多分鐘，那個男生最后嘆了口氣說：“吳老師，你說服我了，我不做了。”
聽到這句話后，吳若梅終于松了口氣，說：“我很感謝你。”
“謝什么？”男孩兒大惑不解。
“我要感謝你，在發生這種行為之前，想到了給我打個電話。而不是草草地就進行了。感謝你這么信任我。”
話雖這么說，吳若梅心里依然很沉重。當編輯之余，她從事了12年的青春期性教育工作，并在北京電臺《今夜私語時•青春版》擔任了8年嘉賓主持，對她來說“這樣的事太多了”。家里、辦公室里，成百上千封信中，隨便抽出一封，不是講述青春期情感的，就是談論性問題的。“講女生懷孕的事兒，每星期至少會有一封。”據吳若梅所知，就在不久前的北京市中考體檢中，某區就檢查出了3位已經懷孕兩三個月的女中學生。
在大家還在討論性教育“應不應該進行”和“如何進行”時，青春期的孩子們早已開始了行動。今年年初出版的一本書，將人們的視線引向這個令人吃驚的領域。這本書名為《藏在書包里的玫瑰———校園性問題訪談實錄》（以下簡稱《玫瑰》），作者通過對13位在中學階段發生過性行為的學生進行調查式的訪談，得出的結論讓人瞠目———
在這13位中學階段發生性行為的學生中：半數以上是師生公認的好學生；1／3來自重點中學甚至是名聲顯赫的學校；他們初次發生性行為時100％不用安全套；他們有過性行為的事實，父母與教師100％不知道；他們對學校與家庭的性教育100％不滿意。
作者之一張引墨在后記中引用李銀河的一句話作為這個結論的解釋：“由于我的樣本很少，所有沒有任何統計意義，也不能做任何統計推論……其中所有的材料只具有‘存在著這樣一種事實’的意義……”
但《玫瑰》中所敘述的“事實”，仍然引起了強烈關注。發行半年來，該書重印6次，銷售量達16萬冊以上。許多家長看完這本書后，覺得“不敢相信”、“毛骨悚然”；而初衷是面對老師和家長的書，中學生卻成了主流讀者群，他們覺得這本書“很好”，為他們提供了更多“科學”和“人性化”的知識；更多性學家和青春期性教育工作者，也站出來對“這個事實”發表觀點，因為在13個“事實”背后，是青春期成長過程中更多不可忽視的“事實”。
“對于這些孩子來講，接受這個訪問，都帶有一點自我總結的性質” 看過這本書的人，都會敬佩這兩位編采。
不僅因為他們有勇氣公開出版這個敏感而隱晦的題材的書，更因為他們能夠找到這么多人，說服他們接受訪問，并愿意向公眾講述他們對這一經歷的思考和感受。
對張引墨來講，事實遠不如人們想像得那樣復雜。
“我幾乎是被動的。”她笑著說。當她把作這個研究的打算散布出去后，她更多的只是等待。在近一年的時間里，她碰到的多是這樣的情景———一位受訪者打電話來：今天就見面吧。
張引墨：今天我太累了，能換個時間嗎？
受訪者：不行！就今天。也許明天我就不想講了。
于是，張引墨常常在結束白天的工作后，疲憊地趕到約定地點———通常是一家肯德基或麥當勞，要兩杯飲料，就著薯條和烤雞翅，開始談論這個被大多數人認為難于啟齒的話
只要談話一開始，張引墨的疲憊很快就消失了。很多時候，是受訪對象一個人侃侃而談，她很快便由一名訪問者變成了一個傾聽者。
促成張引墨寫這本書的原因，是在她作為《中外少年》雜志8年編輯的過程中，看到越來越多的中學生，在尚未具備處理性行為應具有的知識和心理能力時，就開始了嘗試。對于后果，他們更是知之甚少。
張引墨講述的一件事讓《玫瑰》的另一個作者孫云曉念念不忘。
那是《中外少年》的一個中學生記者和他的同學一起出去玩，到了晚上休息的時候，學生們很自然地便一男一女地進了房間。“根本沒有刻意地安排，而是孩子們覺得誰該和誰一起住，就和誰一起住。”這個小記者當時正上高中二年級。
另外一件事則帶點悲劇色彩：張引墨的一位中學生朋友高考沒有考好，因為在高考前一個月，她陪自己的好朋友去醫院墮胎。更慘的是，墮胎之后的一個星期，這個女孩子還堅持參加了體育課的1000米達標測驗。也正因為此，在以后的體檢中，她的腹部永遠留下了一塊陰影。這個女孩子后來考上了一所醫科大學，每當上婦科學這門課時，她都后悔不已，并且開始懷疑自己是否喪失了當媽媽的能力。
